朱：批评家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读书。现在年轻的史论系学生书读得不够，这个书不是说艺术史方面的书，而是文史哲各领域的书。我始终觉得现代主义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实就是后现代主义，它也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延伸，它的核心精神基础还是现代主义。因为现代主义是知识分子群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第一次遭遇的最大危机，如何面对上帝之后的问题，如何面对消费社会，如何面对民主政治的庸俗化？很多问题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到现在这些问题依然愈演愈烈，没有弱化的趋势。那还有就是语言写作能力，国内的史论系教育在语言写作这块一直没有跟上，当然有些学校也开始注意了，开始开设文学课，但总的来说这个训练量还是不够，而且这方面的教材、教师都没有。再就是翻译，因为现在年轻的一代处于两个关键领域都没法跟老一代竞争的问题。第一是策展，我们那时候没有策展，你只要克服一些困难，策出来了 [详细...]

早报:行为艺术成为这次双年展引发诸多争议的一个项目，既然是国际公认的艺术双年展的形式，为什么邀请一些非艺术家、社会新闻人物，还有一些很久以前曾经接触过艺术的人以艺术形式参与？ 朱其:中国社会的现实充满创造力和活力，有时候“重庆钉子户”的现场更像一个集体原创的“社会装置”作品，而范跑跑能够真实地表明自己的价值态度，这种勇气很多艺术家甚至著名艺术家、批评家都不具备。我觉得当代艺术应该向现实学习，尤其是今天中国的现实充满戏剧性和超现实性，这要比西方艺术更能启发艺术的创造力。 这次展览还邀请了一些长期不太“成功”的但有知识分子情怀的艺术家，我觉得这些艺术家的“不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才华，而是他们没有简单地模仿西方艺术，一直在以 [详细...]

采访：《艺周刊》记者雪晴 时间：2009年6月17日 1、首届798双年展从原定的5月份挪到了八月份，问题出在哪里？作为双年展的总策划，您在这段时间里又争取到了什么？双年展跟早期设想的有哪些改变？ 答：主要问题是跟管委会的协调，因为要寻找一些免费的合作空间，五月份可能空间不能腾出。 这段时间我们对一些展览项目安排得更有意思了，对展览主题的定位也更明确了。现在双年展的主题展在设想上比以前更明确，比如主题“流动的社群”，强调当代艺术中的社群意识和民间精神，提出当代艺术要参与中国的社会自主性进程。我们还邀请一些年轻的独立策展人来做一些特别策展项目。 2、798双年展在准备过程中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您是否认为金融危机阻碍了艺术活动的发展？影响艺术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详细...]

　邹跃进：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著名美术批评家 　　胡建斌：人民美术出版社装帧设计编辑室主任、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平面设计硕士。 　　邹：你的油画作品曾在香港嘉士得艺术拍卖会和京城的艺术拍卖会上爆过冷门，现在主要从事设计工作。在纯艺术和设计之间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尤其到本世纪末，它们之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从你的经历来看，是不是也有这个体会。 　　胡：在日本留学时，我的指导教授佐野宽先生有一句话，“从艺术家到设计家，没有从设计家到艺术家的。”这种逻辑关系，讲得非常清楚，做设计这一行必须具备美术的基础，具备艺术家的素养和眼光，只有从艺术到设计，这个过程才是顺理成章的。我大学毕业后做了七年的美术编辑，掌握了编辑的流程和编辑的相关业务。1991年底，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国立学艺大学研究 [详细...]

李：喂喂……我试试声音，今天刚买的，没用过……让它再走走。（李山把录音机正式打开放在桌上） 吴：这就开始了？我有点不习惯。 张：你还有不习惯的？（哈哈哈……笑） 吴：开始吧。 张：行。 吴：象采访似的。 张：你先说。 吴：你是在纽约认识李山的？ 张：我认识他的作品是在上海，认识他人是在纽约。 吴：你们在纽约经常聊些严肃话题吗？ 张：很少，主要是玩。 李：现在是搞艺术的不谈艺术，不搞艺术的，搞伪艺术的大谈艺术。 张：哈哈哈……（大笑）他是在说，我们不谈 [详细...]

　历史如同一本带着锁钥的卷牍，其中蕴含着人伦往事的神秘与社会变迁的流迹，艺术家喜欢寻访一些并不如烟的往事，从中觅出古往与今来的些微联系。近来，艺术家徐唯辛致力于为平凡而阵容庞大的“草根阶层”绘像，大规模地重塑历史中国众生百相，颠覆了我们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英雄观，放大历史中平凡的个体。对近代美术史卓有研究的王明贤先生与艺术家徐唯辛的这次对话，可以看作是面对历史有感而发，通达淡然的王明贤先生遇到激情而为的艺术家徐唯辛，谈话在一张一弛间流露出对艺术的执著与用心。 　　王明贤（以下简称王）：近年来你的作品有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当代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画家，你为什么一改从前一贯的叙事方式，改画大幅的肖像？ 　　徐唯辛（以下简称徐）：我这几年画矿工，跑到煤矿体验生活，拍了很多矿工图片。在电脑屏幕上看图时，发现矿工乌黑脸部特写 [详细...]

访谈时间：2005年11月22日 访谈地点：四川美术学院 杜曦云（以下简称杜）：作为具有法学知识的艺术批评家，你一直致力于从法律与政治的角度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制度问题，这使你在习惯于只谈艺术不谈制度、甚至于认为制度与艺术没有关系的中国当代艺术氛围中独树一帜。请你简要谈一下当代艺术、制度与法律间的关系。 王南溟（以下简称王）：1980年代时，因为专注于艺术，我离开了法律界，当时有很多人对我提出质疑：“读法律的人怎么能搞艺术呢，法律是死的，而艺术很活”。过了十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们又觉得读法律的人进入艺术领域会特别有优势。 杜：这里面涉及到什么问题呢？ 王：当代艺术不是一个人关在室内通过画画而宣泄个人情绪，或者说一些只有自己可以听懂的话。传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