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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塑艺术，早在原始社会即已有了雏形式的制作；到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饰纹及其整体仿动物造型，也都达到生动、逼真的地步；秦汉时期的成就可谓惊人，大型石雕和大型陶塑，无一不显示了秦、汉国势强盛之风貌气派；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由于佛教的传人以及与中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使得雕塑也和其它造型艺术同样，在前朝取得成就的良好基础上，广泛地吸取了外来的新的营养。特别是佛教造像，由于“以像设教”的宣传需要，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如此，在所有外来的技法和样式的影响下，使得中国的人像雕塑，在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取得了飞跃的进步。《魏书·释老志》：“太安初(公元456年)有狮子国胡沙门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各历西域诸国，……”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这仅是印度佛像雕刻技法传来中国的一个例证。
从雕塑造型风格上说，同时代的绘画所表现的笔迹劲利和秀骨清像的刻划，以及“曹衣出水”的样式，也都同样地表现在雕塑的形象中。唐代艺术评论家张彦远评南朝陆探微的画，谓为“精利润媚，新奇妙绝”，这种崭新的风格，在同一时代的雕塑艺术形象中，也都可以找到。当然，这也不是说，这时期的雕塑，完全是受绘画的影响，而是这两种艺术具有共同的发展倾向。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多民族的特点所形成。并且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同一时代的其它艺术或文学中。
从佛教雕塑说，形成两晋南北朝雕塑特点的，是表现题材的广泛，因此也就很自然地增进了形式的发展。在此以前，雕塑的应用，除墓葬俑像以外，仅仅局限在日常器物和建筑物的装饰上，即有极少数的圆雕，也是以兽类为多，而在两晋，南北朝，特别是有关佛教雕塑的题材制作，其内容和形式，都是包罗万象。即就人像说，由神到人，由皇帝贵族到劳动人民，由圆雕到线刻，由铜铸像到石造像或泥塑，其变化的多样，可以说包括了雕塑这一艺术表现所能达到的范围。当然在某些技术方面，还可能不够成熟，但在应有的样式上，毕竟已有了良好的开端。
关于佛教造像，就它的宣传意义说，是属于封建迷信的偶像，但它在古代雕塑史上，是应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即当作雕塑艺术创作来给予评价的。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就必然要求从表现现实生活出发，进行形象的创造。当然，宗教艺术是要按照宗教的意图去表现，因而在题材和造型上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但我们看这一时期的佛教雕塑作品，虽然早期的作品，在风格方面相当程度地受有“犍陀罗”的影响，而具体的形象，仍然是表现了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精神状貌。这种形象的创造，既不违反佛教要求，也不是-雕塑匠师们的凭空臆造，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取得的美的典型。比如创作一个佛或菩萨的形象时，雕塑者不能凭空想象，而是从现实生活寻找依据，因此是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来表现的。为了体现所表现的人物的身份和性格，首先要对现实社会中的各个阶层的生活有深刻的了解，才能表达出各种人物应有的精神面貌，并且要着重于美的形象的刻划，用来感召并吸引群众，以达到佛教宣传的目的。特别是对于作为佛的胁侍的菩萨像的塑造，使他能够达到宣扬佛教教义的效果，往往塑成和蔼可亲的形象，使信众乐于接近。为了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的，富有艺术才能的古代匠师们才把菩萨塑造为端丽的少妇、少女形象。
在佛和菩萨以外的造像，如罗汉、神王、武士、飞天、伎乐以及供养人物，也多是按照他们应有的身份性格和目的要求结合着现实来进行创作的。并且都是雕刻匠师们在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下创造出来的，因此能恰如其分地给人以真实感和美感。刁；仅达到了宣传佛教的效果，而更突出的是能分别以温良，恬静、愉快、严正或雄强等不同的情绪感染着观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由早期受犍陀罗等外来影响的表现手法，逐渐发展演变为中国化和民族化的乡土风格。似乎可以说，两晋、南北朝的佛教雕塑艺术，是大量汲取了宗教的营养，揭开了中国雕塑艺术新的一页，而又能从宗教的局限中逐渐解放出来，并逐步走向表现现实生活的道路。同时，它引进了许多外来的因素使中国雕塑艺术产生了新貌，而又能消化、融会，以异军突起的崭新风格，纳入了中国雕塑艺术的优秀传统。
为什么这个时期在佛教造像上能得到这样的成就?这固然可归功于雕塑作者的创作态度问题，同时更应联系到广大人民对于佛教的信仰问题。前已提及，当两晋，南北朝时期，国事纷乱、战无宁日，人民生活在遭受流离之苦和受到死亡威胁的生活中，因而产生了对于神的信赖，想借宗教的虚幻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因此，对佛、菩萨寄以虔诚的希望，从对偶像的膜拜中使自己获得安慰与满足。而当时的一般民间雕塑匠师，也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下，具有相似的思想意识，因而在创作过程中，很自然地渗透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理想。在有些属于佛故事的题材中，有的是借以歌颂了人民的生产劳动和表达了美好愿望，引起人们情绪上的共鸣；有的用人间的善良人物形象，塑造出佛和菩萨，希望他们真能普渡众生，解除眼前疾苦。因此当他们执刀扬凿时，细致认真，以满腔的激情和愿望，高水平地雕塑出一个个的形象来，就是很自然的了。
在表现技法方面，两晋，南北朝的佛教雕塑，是继承着前代的传统而又有新的创造。特别突出的成就是浮雕，它已从前代常见的接近于平面的绘画形式，发展成为完整而丰美的浮雕(包括低浮雕与高浮雕)。这在中国雕塑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且这些浮雕和圆雕、刻线，往往在同一作品中互相结合，用来共同表现主题，使主题达到鲜明的效果。我们在云冈的石雕和麦积山的泥塑造像中，都可见到这种实例。这一方面可说明这一时期中国雕塑的特点，同时它也是由于佛教雕塑复杂内容的需要所决定的。
关于我国占代的建筑装饰和工艺美术雕塑，在南北朝的佛教雕塑中，也都有非常出色的成就。尤其在建筑装饰上，从整体的结构到局部的花纹装饰，特别是千变万化的佛龛布局和龛楣装饰，可以说是发挥了这一时代雕塑艺术家们韵无穷才智的。在云冈、龙门、巩县、响堂山等石窟的装饰雕刻中，从地面到天花，从背光到龛楣，无一不显示了灿烂多彩的装饰纹样的富丽。所谓工艺美术雕刻，实际上也包括在这类图案花纹中，不论从花纹的体裁成形式来说，它都为我们遗留下极其丰富的、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是值得我们引为自豪的。
至于陵墓雕塑方面，在两晋、南北朝的雕塑中，虽然在数量上、类别上，都不能和佛教雕塑并称，但也有其承前启后的艺术价值，并且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和民族气派。如现存的南朝陵墓石兽雕刻，在类别和造型上，继承了两汉的传统并且为唐代更加盛行的陵墓兽类雕刻树立了典范。在形象神态方面，也特别体现了由古朴走向成熟阶段的—‘种生动、泼辣的时代风格，那种雄强博丸不可一世的气概，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在兽类雕刻上的卓越成就。此外，南北朝的墓葬俑像(包括骑士俑)正和前代同样，全是作者从现实生活中取得的典型形象，除了和其他时代同样反映了纯朴气质外，还体现了由于种族各异而形成的不同人物形象和性格，有的体魄健壮，有的伶俐活泼，这种不同的造型，充分表现了当时的时代风貌。
总的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在我国雕塑艺术方面的成就是卓越辉煌的。它为更加光华灿烂的唐代雕塑艺术既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更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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