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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经过近20年的蛰伏，于2006年全面爆发。当代艺术“四大天王”之首的张晓刚，最能体现市场的火热程度。
2006年，张晓刚作品成交量多达54件、总成交额高达1.6995亿元。其中，单价超过500万的13件、超过千万元的2件。他的《父与子》和《天安门》在“HK佳士得”分别拍至1527万、1804万港元。2007年，张晓刚作品成交量增至74件、总成交额1.9338亿元。其中，单价超过500万元的20件、超过千万元的8件。他的《黄色肖像》在“HK佳士得”拍至2273万港元；他的《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在“NY苏富比”拍至307万美元(合人民币2394万元)。据“胡润艺术榜”公布的“中国在世艺术家2008年拍卖总成交额”排名，张晓刚以3.01亿元成为2008年“中国最贵画家”。
很多人将张晓刚与3个亿画上等号，觉得他发大了。而他却自称：“不是最贵、而是最冤艺术家。”
原因很简单，3个亿的成交额，并没有落进他的口袋。至今，他亲自送画给拍卖行只有一次，是2008年保利春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为地震灾区捐献作品义拍”专场，他的《父亲与女儿》拍出的1254万元，全部捐作了善款。其他的天价，跟他无关。他说：市场卖得最好的《大家庭》系列，10年前从他手里拿走时，大部分只有几千美元，最贵不超过2万。2006年在“NY苏富比”拍出97万美元的《血缘·同志第120号》，1998年卖给画廊仅仅2000美元，2004年被画廊以4万美元卖出。
显然，赚钱的是画廊和藏家。看着别人拿自己的画大把赚钱，画家们会不会心中不平呢？
不一定，要看他们获得了多少“生产者剩余”。在经济学中，“生产者剩余”指销售收入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这里的销售收入很好理解，是生产者在出售产品时得到的货款。衡量生产成本则要复杂得多，它既包括为获得各种生产要素而产生的“显性成本”，还包括因放弃其他收益而产生的“隐性成本”。最能直观反映“生产成本”的，是“边际卖者成本”，它是生产者愿意承受的价格下限，如果低于此价格，生产者就会离开市场。
张晓刚从画廊拿到的报酬，虽然只是拍卖成交价的零头，但已经超出了他的生产成本。
中国当代画家的“边际卖者成本”极低，特别在他们出道的初期。张晓刚1989年卖第一张画得到100美元时，因为可以解决一些生活问题，已经实实在在地高兴。在同一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另一位当代艺术“天王”王广义的《毛泽东1号》被快餐车老板买走，他拿着“油渍麻花”的1万块钱，已经激动得手直哆嗦。即便在当代艺术市场高涨之后，当代画家们对金钱的要求也并不很高。张晓刚从2004年起就不再画受捧的《大家庭》，他只用1/3的创作时间满足市场，另2/3留作寻求新的艺术突破。王广义甚至觉得经济危机是好事，他想知道：艺术没人买了，有谁还坚持。
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令人始料不及，画家从中获得的“生产者剩余”，也远超乎他们的想象。
张晓刚2005年把工作室搬到酒厂时，韩国“阿拉里奥画廊”艺术总监跟他聊天，说争取在两三年之后，把中国一线艺术家作品推到10万至15万美元。当时张晓刚很惊讶：“可能吗，那么贵？”不到一年，该数字就远远超过。西方艺术家熬到上千万一幅，至少要等几十年，但在中国几年就顺利实现。拍价飙升后，画廊的代理价格也在上涨，张晓刚从没想过自己的画可以卖这么多钱。最早，他在花家地的工作室只有80平方米，创作一张两三米的画，画完必须赶紧收起来，因为转不开身。在“租得起了”之后，他搬到酒厂艺术区，有了200平方米的独门独院。再后来，他搬到了清静的何各庄村，宽敞的工作室有600平方米。
不高的“边际卖者成本”与超额的销售收入之间，是巨大的“生产者剩余”空间，这让当代艺术“天王”们活得心满意足。当然，那些仍在画家村中眼巴巴等候画商光临的“当代艺术家们”，则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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