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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PIP：还能走多远？
由于平遥离我所在的城市地缘上比较接近，所以近年来我已断断续续地参加了几次PIP活动了。每年，都能听到一些人在感叹：“明年，不来啦。”有人是满足了，有人是疲惫了，有人是失望了。来不来，自然悉听尊便。但是，在今年，也就是第九届平遥摄影大展上，在开幕的第一天我便感到：颓势凸现，日暮西山；并担忧：如此下去，PIP还能走多远呢？
我说的“如此”，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宣传味太浓。摄影节由官方倡导、官方主办，当然可以有官方内容。但摄影毕竟又不同于宣传部门组织的主旋律图片展，适可而止、把好分寸，方能画龙点睛、恰到好处。然而，今年偏偏不是这样的：既有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辉煌成就展，又有航天方面业绩展，更有公路系统的、税务系统的、改革发展系统的成果展。这些官方背景逼人的强势照片，无不占据超好位置，无不制成超大画幅，既阻碍交通，又阻塞心绪，让人望而远之、胃口大倒。须知：对观众而言，人家是来陶冶情操、享受艺术、感悟影像魅力的，不是跑数百公里、数千公里，花一大把银子，来接受“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的思想改造与意识形态教育的啊？
二是广告味太浓。“某某市摄影家协会预祝摄影节圆满成功”、“某某风景区欢迎大家光临指导。”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摄影节是否也是如此，反正我在平遥看到了如此怪象。
不是地方的摄影家协会不能组织作者集体参展，也不是商业运作的景区不能送交照片，而是你把这地方当成旅游推介会，从形式到内容都搞一堆广告信息向观众兜售，找错了平台进错了门--这里不是发布广告或软广告的地方！
三是门槛太低。今年的PIP上不是没有好片子，而是极少数好片子的扁舟被超大数垃圾片子的汪洋大海淹没了。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三多现象：一是官员摄影家多。某些身居高位或要位的人，拿着公家的钱或利用职权挥霍、糟蹋着摄影，竟然也还敢大言不惭、大张旗鼓地把自己的大名、要位、职务牛皮哄哄地写在自己自认为很牛皮的简历上，连同他的劣质照片一同展出挑衅天下！二是大款摄影家多。有些人钱赚多了，想往高雅上靠靠，跳舞吧，肚子太大腰板太粗；唱歌吧，公鸭嗓子黄鼠狼腔；搞文学创作吧，只识得二百五十个字，才情太差；练书法吧，耐不住寂寞且不便张扬无法炫耀。于是就只有摄影倒霉了——被他们逮住了。三是低级摄影家多。我所说的低，不是指县区级、乡镇级的摄影家协会会员们，而是指热情高、干劲大但水平实在太低的摄影家的作品充斥展区、大行其道。
顺便提一句，做为一个1983年就在《中国青年报》的示范性栏目摄影之窗登过组照的老“发烧友”，现在每年我也拍一些照片。但我从没想过去影展上露脸：前几年，怕亵渎影展（深知自己毕竟是业余的）；这几年，已不屑参与（不陪弱智数指头玩）。
宣传味也罢，广告味也罢，“三多”现象也罢，屁股决定脑袋，角度决定思路，责任均不在人家，关键的是大赛的主办者、组织者、把关者头脑要清醒：待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时，名家们不来、名作品不见，平庸者自我陶醉、大路货俯拾皆是时，谁再想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即倒，恐怕就难以回天了。
二 概念：老外不咋整，国人却猛玩
土仓展区是我看的第一个展区，也是外国摄影家比较集中的展区。因此看得也比较仔细。
摄影术是泊来品、是西洋术，国人不过是模仿者或后来者。按常理，先行者属浪峰涛头，当得风气之先，观念与行为应该是最为时尚与新锐的；比如在国内学院派、青年人以及自命不凡的少许中年人中十分盛行的，所谓的沙龙摄影、概念摄影、行为摄影之类的东西，外籍摄影家更应该是玩的云遮雾罩、眼花缭乱吧？但现实恰恰不是这样的。数十名外籍摄影家的作品，除了有一组《人体与荷花》稍有点抽象外，其余的全部是非常老土的、非常传统的表达方式：纪实。
给我印象最深的纪实作品，则是表现柬埔寨底层民众在垃圾山上谋生的组照《烟雾山》。我的感觉是，纪实作品，特别是表现民众生存状态的纪实作品，就如同影像界的《国际歌》旋律一样神奇，只要你展示它，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知音。
而与此相反的，则是这些年国内搞意念摄影、新锐摄影的人越来越多了。连去年获大奖的莫毅先生，今年也搞了一组莫名其妙似是而非的东西。夜里我在街上散步，偶然看到一所老院子里在搞讲座，便进去听了一分钟，只见一个大学教摄影的老师在给一帮学生振振有辞地灌输：“只有封闭的人和没有钱的人才不接受新锐摄影！”于是我马上退场了。为什么？因为他在公然宣传挑战是非底线、道德底线的坏观点：你可以搞你的新锐，但你没有理由蔑视人家坚守传统的作者是封闭的和缺钱的啊？并暗暗为听众叫苦：年轻人啊，你们投身这类导师门下，该走多少弯路啊！
不是我不接受新锐摄影，像新人戴翔去年参展的《新雷锋故事》系列，就十分精彩；而是我不能接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新锐”作品。比如，有幅赤裸着上身、脏兮兮地流着涎水的中年男人和一只死鸡崽亲嘴的新锐名作照片，我看了多年，就楞是没看懂。
三 纪实：起点抑或也是落点？
毫无疑问，西人是为了解决画家把人画的不像才发明摄影的。因此，摄影的发韧与原始功能就是照像，逐渐外延到记录人类活动及其它。用今天的方式来分类，我们将记录性物象称之为“纪实”。
今年的平遥摄影大展，尽管整体质量下降、普遍品位不高，但有一个亮点是不能不铭记的：“四月影会”那群干将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朱宪民、李晓斌、胡武功、侯登科、于得水、王苗、鲍昆以及姜键等人拍摄的纪实作品回顾展。我思考了很久，终于得出结论：为什么四月影会群体的作品至今令人津津乐道、念念不忘？因为他们冲破了当时笼罩在摄影人身上“假、大、空”与“高、大、全”的铁锁；朱宪民、姜健等人的作品为什么至今魅力四射、震人心弦？因为他们沉到了底层，和普罗大众共呼吸、同悲欢。
三十多年来，摄影界流派纷呈，五味杂陈，各领风骚、百态毕露；但纪实这一脉、这一枝，始终搏动有力、花繁叶茂，并且几十年前的作品在今天的大型摄影展上仍能璀璨耀眼、光彩照人。这是否预示着：纪实是摄影的起点，也必将是摄影的落点呢？
四 启示：不仅仅来自《天之瞳》
这是一个摄影的最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摄影的最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摄影最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摄影最充满失望的时代。为什么？摄影界精英与小丑共舞，影像场杰作与废品同在。特别是在摄影节、大型影展上，某幅或某组作品，能让观者驻足几分钟，已属不易；如果能令人凝目与思索，当属上品。何俊杰先生在今年平遥摄影大展上提交的《天之瞳》，似乎就接近了这样的效果。
《天之瞳》是一组航拍的作品，仅有寥寥的十一幅。即便如此，其中还分有“神眼”、“道”、“大地肖像”等几个系列。这与某些动辄就端出近百幅、甚至几百幅“杂烩菜”、“下水货”“巨制”的摄影人相比，取舍不可不谓不精要，下手不可不谓不果断。这是何俊杰先生《天之瞳》给我的启示之一。因为摄影界当前某些人的影像表达习惯，完全是文盲老妇人式与祥林嫂的亲妹妹作派，就那么一丁点事儿，就那么一个小中心，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不着四六的，恨不得把压箱货、储存卡里的照片，全部放大拿上影展或编入书中，唯恐片子少了展现不了他的“艺术”高度、显摆不了他的摄影“技巧”、说明不了他的主题“思想”。其实，是由于他的智商低、情商更低，便怀疑观者与他人的智商低、情商也低。
我曾经有个不怀好意的想法：那些把一大堆照片拿上影展的人，应该都是有钱的主儿；更有一个恶毒的损招：今后参展者提交作品必须限制数量。超标也行，一幅交一万元空间费押金，如果最后其大作没有获奖，则押金统统没收，移交希望工程或请观众喝酒吃肉。扯远了。
坦诚地说，我不拒绝风光片，但也不热衷风光片。对航拍的风光片还有更一步的冷淡感：作者比拍普通风光片者更有钱而已，因此才飞得更高些、看的更远些罢了。在何俊杰的展品前，我也有这样的疑惑：他是买了或雇了私人飞机还是利用了某种便利？呈现在观者面前的“成型”片子是否后期电脑处理过？恰巧何先生在展区，并听到了我的质疑，答曰：一、这些统统是利用外出公干之机在民航飞机上隔着弦窗拍的；二、绝对都是未经任何修改的原始记录。坐民航飞机也能完成航拍，花小钱也能办大事，这是何先生“天之瞳”给我的启示之二。
在当今世界，拍出秀美的风光已不再牛，拍出精美的航空风光也不再牛，这已是共识。那么何俊杰的航拍风光牛在何处呢？他拍的壮美而又有哲思。前面说过，区区十余幅组照里还分几个系列，一是他把湖泊拍成了人的眼睛，二是他把河流拍成了毕加索笔下的人物抽象画，三是他把山脉、云海、草甸等拍出了人体与胚胎的感觉。总之一句话：他不仅身居天空看大地，而且心怀人间做思考，因此才有了哲学观点与宗教学意念的《天之瞳》。
王小慧拍的花为什么不同于他人拍的花？因为她拍的《花非花》；何俊杰拍的大地为什么有别于他人航拍的大地？因为他拍到的不仅仅是奇异，而且是在用、起码是在追求用天眼或上帝之眼看人间。这也是《天之瞳》给我的第三个启示。
当然，在本届大展上给我有益启示的，还有RAFAL MILACH用小篇幅微视角表现解体后的苏联人生存状态这一宏大题材的《七个房间》，还有在广东东莞市长安镇开照相馆的、最民间的摄影家赖汝强、卢雪兰夫妇的《照相馆的故事》等。
五 摄坛：与当年的文坛何其相似
在平遥，大街上迎面走来10个人，有8个人脖子上挂个高中档相机，另两个没准相机还在包里装着。这是好现象吗？绝对不是。来参加一个摄影节，你说你胸前挂那么一个大相机干什么？累不累啊？懂行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些门外汉在凑热闹、瞎起哄。
也许有人说：参与的人多，喜欢的人多，不正说明摄影空前繁荣吗？恰恰相反。正像虚胖不等于健康一样，泡沫也不等于昌盛。纵观当今世界摄影界，惟独中国最反常：比咱穷的朝鲜、越南、柬埔寨等，搞摄影的人不多；比咱富的日本、美国、法兰西等，搞摄影的人也不多。这是咋回事呢？ 这是这个品种在中国要遭受厄运的前兆！因为摄影界当前的这种乱象，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文学界何其相似啊！
因为在中国，某一个门类，尤其是带点艺术意味、学问含量的门类，崩盘或是衰败之前，都是要超常地虚火上一阵子的。比如洛阳唐三彩制品，本来是卖的很贵的，还出口，还当礼品送给外国元首。那年头的国产电影里，有身份人家的客厅里不是放维纳斯，就是放唐三彩。可是，后来洛阳一带上了大小一万多家唐三彩企业，这门绝活就算彻底歇菜了。时事评论，十几年前没人爱写，七八年前国内常写者也不过百人左右；而现在，大约有几万人在写时评。有人就某一个新闻事件，一气能写上三篇：叫好的，叫骂的，既叫好又叫骂的。终于，今天你才是时评家，你全家都是时评家成了网络上最解气的骂人狠话之一。
当年一家地区文联办的文学期刊就能发行几万甚至几十万份，谁敢说文学不繁荣？当年一个大龄男青年只要在征婚广告里塞进一句“爱好文学”，马上就能勾来五百多个准老婆，如果再写上在县级报纸上发表过三句半诗歌，就能白睡漂亮美眉，谁敢说文学不受尊重？可是，今天呢？征婚的人谁要再敢标榜自己爱好文学，简直就如同有病；谁要再敢声称发表过文学“作品”，那简直就是有大病。
文坛的昨天可是摄坛的今天？文坛的今天可是摄坛的明天？我对此深感忧虑，并呼吁摄影界的各级掌门人：防患于未然，未雨而绸缪；去掉浮躁、除却陶醉，让摄影找准定位、重新归位吧。
六 忧思：大陆摄影节前景不佳
恰似那“一夜春风花千树”，如今，一个在二十年、甚至十年前令绝大多数中国摄影人做梦都不敢想像的文化现象--摄影节，已呈异彩缤纷、遍地开花之势。套用句老话儿，从南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黄河两岸到长城内外，从云贵高原到松辽大地……以摄影冠名的节庆活动，你方歌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日，煞是热闹、煞是喜人。
然而，自然界、人世间的万物就是这么充满着矛盾、饱含着哲理：有日出就有日落、有月圆就有月缺，有高潮就有低谷，有鼎盛就有衰败……摄影界，也难例外。摄影节，在欢声四起、繁花似锦的喜庆表象氛围下，在我看来，其实危机已悄然四伏，颓废的基因也开始扩散……私以为，如不直面应对、理性化解、科学转型，难免越走越窄、日渐式微；甚至说它可能发生癌变、走向绝境，也决非盛世危言、骇人听闻。
只要将国内的摄影节与国际上知名的老字号摄影节稍加比对，就会发现个有趣的现象：国外是富地方办摄影节，中国是穷地方办摄影节；国外的摄影节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纯粹地为文化、为艺术而“节”一回，而国内的摄影节则是为经贸活动、为旅游开发、为招商引资、为提高知名度，才借“节”一回。
我决无指责谁的意思。但不可否认与不能回避的是，我们当今起决策作用的许多地方党政官员，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长大成人的，且是靠“伯乐相马”而走上领导岗位的。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无情历练，对区域经济提升的规律性又极度陌生，但却胸怀发展地方经济的热情与积极性，上面也有政绩测评的压力。这时--请允许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回，有热心的摄影界人士向地方官员们建议：我们合作起来搞个摄影节吧，让摄影搭台，经贸唱戏--他们共同从前些年喧嚣一时的歌手走穴的成功中受到了启发。
然而，摄影家毕竟不是大牌的歌星，摄影作品也很难是青少年心目中的流行歌曲。既是流行歌曲，也是三天的热度一过，便城头变幻大王旗，靠不断淘汰旧的、推出新的抢人眼球，掠人钱财。而国内对摄影节,经济发达的地区,比如北京、上海、深圳、温州等地，心不在焉、无动于衷；而经济拮据甚至十分落后的地方，虽热情有加，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且旁鹜萦绕。因此，国内的摄影节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一种先天性不足。
在这样一种受制于人的尴尬前提与背景下，结出一个最直接也是最直观的恶果就是：摄影界所公认的权威人士，对摄影节的一系列事务，比如选片、布展、评比等活动，说话不算数，没有拍板权。“作品太多太复杂，泥沙俱下，更像是一杯冲淡的茶。”
评论起某地的摄影节、《人民摄影报》前总编辑司苏实先生说，“今年我们请的专业摄影师要求作品控制在30张以下，但有些摄影爱好者竟然能把自己的120张作品一次摆出来，很多很严肃的、高水准的作品被淹没在大量的平庸之作中，整个摄影节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历届平遥摄影节主要发起人之一，主要负责平遥与国际摄影界联系的法国摄影家阿兰·朱利安也有诸多不满：我们和平遥摄影节的选择是双向的，有一届我们组织了90组作品，最后展出的却有190组作品，既然选择和我们合作，就应该让我们来决定什么样的图片可以入选。
而著名摄影评论家顾铮先生则说的更尖刻：现在有些摄影节简直是对文化进行侮辱。那么，观众的反映如何呢？看不懂的，也就是去凑个热闹或无动于衷了；看得懂的，则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失望：官方色彩浓、宣传味浓，太主流化。
“啊？又见面了！”这是不少摄影节报到处、开幕式上常见的熟人打招呼的场景。的确，这帮哥儿们、姐儿们，上届来了、这届又来了，东北刚见过面，西南再度聚首。摄影节上，已经不是效仿电视界那些三流演员们争着上戏以期混个脸熟了，而是崩溃到转战祖国各地、都市乡村的总是那么几个人。看似热热闹闹、衣食无忧甚至白吃白住，其实是乱乱糟糟、俗不可耐，简直如同骡马市场--那些熟面的名家们如同逢会必赶、遇集必上的牛经纪人一般。可惜的是，他们并不是每个集市上都牵着新牲口去的。有的摄影家就凭着那一组作品，有时变个尺寸换个形式，有时甚至大小、包装都不变，也敢胆不怯、心不跳、脸不红地腆着老脸，一本正经、一派大腕风度地坦然四面讨巧、泰然八方过节。
数十年前，拉洋片在北京、天津等地倍受欢迎、风靡一时，耍皮影在晋、陕、豫交界一带深受青睐、红遍街头。可是，为什么而今这些东西都已绝迹了呢？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市场了。尽管艺术品质跟市场价格不能完全划等号，但没有市场的艺术形式显然不能保证其旺盛的生命力。而当前国内的摄影节，恰恰就存在着跟市场化不沾边的硬伤。
据到过法国、西班牙等欧洲摄影节的同行介绍，他们的摄影节基本都是由基金会来操办的，图片的交易行为也非常普遍。国内不少摄影家都有卖出过好价钱的经历。而国内的摄影节呢？虽然离基金会支撑还相距甚远，但连公司化运作也闻所未闻。一般的模式是地方政府掏笔钱、划片场地，再跟摄影团体或媒体联手广散英雄帖，从全国各地请来一群摄影家、带来一批作品；如果请有洋人或洋人的作品，那就再冠以“国际”，然后轰轰烈烈地开幕，冷冷清清地收场。人一走，茶就凉；节一完，摊就撤。整着整着，连自己都感到乏味了。
还有广泛性与群众性普遍缺失的问题。无论是哪里的摄影节，除了主办方邀请的嘉宾、贵宾、参展的摄影家以及摄影爱好者以外，还有多少平民大众是冲着那个地方正在举办摄影节而专程前往的呢？外地的没人去，本地的人则又不屑看。因为他们刚开始时，还算有点新鲜劲，但办着办着，别说作品了，就连看当初甚为稀罕的，那些打扮得阴阳怪气、不男不女的摄影家的好奇心也没有了。有些地方，开始已经对这种节庆活动怨声四起。比如平遥吧，每年过节都要关一些城门、撤一些店铺，群众正常的生活、出行、生意都受到很大影响，他们怎能不冷眼相向？
“黄花庭院，青灯夜雨，白发秋风”，如此形容摄影节，也许有些言重，但要掏心窝子说话，归根结底也是一句话：当前繁荣的摄影展、摄影节背后，其实暗藏着秋意；整个摄影界已经到了该对摄影节冷静审视、严肃反思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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