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裱简史

前 言
　　中国的书画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中国书画装裱同样是一门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艺术。
　　中国书画装裱，同我国的京剧、书法、国画一样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书记载，装裱工艺距今已有 1700多年的历史，在魏晋时期已经萌芽。南北朝时，装裱工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了装裱的基本形制——卷轴；到了唐代，产生了挂轴和册页两种新的装裱形制，这标志着中国书画装裱工艺初级阶段的告终。北宋宣和年间，书画装裱工艺已趋于完善，进入成熟阶段，装裱技艺及款式有了新的发展，并涌现出了一批书画装裱艺术家，同时发明创造了至今不衰的“宋宣和装”的装裱款式。明清至鸦片战争前，装裱工艺的形制及品式则百花齐放，集历代装裱之大成，更加完善。进入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装裱工艺在民间得到普及，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装裱风格。如南方和北方的装裱工艺就有“苏裱”和“京裱”，即“南裱、北裱”之分。
　　历史上关于装裱工艺的著述，如明代周嘉胄的《装潢志》，堪称中国古代装裱的经典著作；清代周二学的《赏延素心录》总结了中国古代历经多年装裱工艺的经验，给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研习价值。当然历史上还有许多书画名人也对书画装裱工艺留下了不少精辟论述，如宋代米芾的《画史》、《书史》；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等。
　　随着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和现代高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当代的书画装裱大师在研究古代装裱工艺的基础上结合长期的实践经验，对装裱工艺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冯增木先生所著《中国书画装裱》、杨守谋先生的《中国书画装裱艺术》、冯鹏生先生的《中国书画装裱概说》、杜子熊先生的《书画装潢学》、杨正旗先生的《中国书画装裱大全》、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厂裱画组所编的《书画装裱与修复》等专著，这些著作促进了传统装裱工艺的普及和发展，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
　　本世纪 80年代以来，国外的书画装裱艺术逐步形成了各国的风格和流派。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日本。大约自唐代中国书画装裱工艺传入日本后，日本的装裱艺术家经过消化、吸收、再创造，在原材料、工艺制作、款式变化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和突破，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当代日本著名的装裱艺术家市川仲二先生是日本最具权威的装裱大师，如今他的学生遍及日本；还有日本著名的装裱大师藤本武夫先生也是日本极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对裱件的严谨制作态度和款式的创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1988年在我国河南郑州举办的“中日装裱艺术展”，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展览发现，中、日在书画装裱工艺方面有所区别，特别在装裱材质和装裱款式上出现了很大差异，这与各国的房舍建筑及生活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日本的挂轴装裱品式就有袋装、台装、佛像装、奴裱、唐裱、明代裱、现代裱等，最具代表性的是江户时期确立的大和裱、文人裱两大形式。而我国传统装裱的挂轴款式则有一色装、二色装、三色装、宋宣和装、诗堂装、集锦装、锦眉装、屏条装、通景屏装等。通过展览，我们充分了解了各国装裱的区别，这对于我国装裱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明周嘉胄《装潢志》有云：“宾主定当预为酌定装式，彼此意惬，然后从事，则两获令终之美。”这充分说明装裱款式的重要性。一个优秀的装裱工作者除严格按传统装裱工艺操作外，还需要有开创性的款式设计能力，装裱出新颖的作品来，这是发展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
　　为发展我国的装裱事业，根据中国现代情况，结合当代人的审美观点和当今家庭居室建筑装饰格局，就需要设计既有新意又能受人们欢迎的新款式，来融合时代的新建筑，满足众的审美要求。当然学习书画装裱首先要具备对传统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掌握了基本品式的基础上，方能举一反三，加以变化。灵活运用各种艺术手法，从画面内容和装裱形式上达到较为完美的统一，使书画锦上添花。
　　至于装裱款式的设计，有以下几个原则：1、打破传统的用料常规，促成装裱材料的多样化，带动装裱材料生产的创新意识，促进中国装裱材料生产的发展。2、通过装裱款式的多样化，充分使书画作者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提高他们的创作欲。3、使书画欣赏者在欣赏书画之余，同时能够感受到书画装裱艺术的魅力。4、随着人们文化修养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衣、食、住、行”为人们所关注，人们在“住”上更加关心。优雅的居住环境，艺术品装饰不可缺少，现代居室需要具有现代气息的艺术品，使书画装裱艺术与现代装饰装修艺术融为一体。5、弥补书画作品的单一感，求得书画作品“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既不喧宾夺主，又活跃环境气氛。6、带动书画装裱工作者的装潢创造欲，步入新世纪的装裱风格，赶上时代的发展，树立民族的文化形象。
　　古人云：“举前贤之术及，启后学于成规。”我作为一名残疾人，一名书画装裱艺术的研习者，一直在苦苦的思索：“能将我之现有能量献给社会，献给人民，启发带动我国更多的残疾人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自食其力，为社会和人民分忧，做出自己能够做出的贡献，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还常说：“人最关键的是个人潜能的发挥。”我在装裱研习方面本着“继承中求突破，开拓中求发展”的指导思想，努力去实践。
田淑国
1988年8月于淄博寒岚斋
装裱史
　　书画装裱，是我国独特的传统工艺，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它的产生与发展，对于保存灿烂的民族文化遗产，传播人类精神文明，都起了特殊的作用。
　　我国最早的绘画、文字，大都给制在器物上，镌刻到石头、金属、兽骨以及竹木上，给收藏和传播带来了很大困难。当缣帛（后来的纸张）问世后，绘画技法才得以施展与提高，文字也由单一的实用发展成为书法艺术。缣帛的发明，无疑是推动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促使装裱工艺降生的重要物质条件。而丝织、造纸与书法、绘画的相互作用，又导致了装裱工艺的升华。
　　如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书画装裱也有一个从无到有、由浅而深的发展过程。1973年湖南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为我们认识这个规律性的问题，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后来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对于研究书画装裱的起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我国裱背和装饰书画的技艺经过不断的探索、演变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优良传统。这是我国丰富的艺术遗产、工艺遗产极其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亟待我们加以整理、继承和发展。
　　一、秦、汉时代书画装裱艺术的出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不久，这个短命的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怒涛中覆灭了。
　　 在楚汉相争中那位斩白蛇而起的刘邦，终于建立了西汉政权。西汉隶书发展，立碑之风盛行，传世的汉碑约有170余种，洋洋大观，灿若星辰。
　　秦汉绘画艺术是，包括壁画、漆画、画像砖、木板画、木筒画、帛画等。比前秦都有发展。在艺术表现上，力求抓大貌，大势上也能处理较大的场面，塑造出各种不同的形象，但这个时期的绘画尚处在稚拙阶段，还缺乏深入精致的表达能力。
　　秦、汉已使用简策与帛书。用竹做的叫“简策”，用木做的叫“版牍”。
　　关于简的制作，古书上也有很清楚的记载，历年来从地下挖掘的实物，也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明确的认识。汉代学者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量知篇》中写道“……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台湾刘向《别录》中说：“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一根竹片叫做“简”，每单根简是组成整部著作的基本单位，一部书往需多根简写成。把许多根简编连到一处，就叫做“策”，“策”字也可以写成“册”。据《说文解字》，“册”是象形字，像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一根简容不下许多字，长文章必须用许多简编成策。在当时，一篇文章就是一册，所以“篇”也就是那时的计数单位。如《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等。
　　简策上的字是用毛笔沾墨写的，这叫做“笔”，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这叫做“削”。简策使用的时期很长，甲骨文和青铜器上都有“册”字，这说明在公元1300多年之前简策就已有了。它最盛行的时间是从春秋到东汉末年。竹和木是很普遍的材料，用它们来制作书籍，容易得多，便利了人们写作。竹策的诞生为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我国第一位教育家孔子的《五经》等书，就是写在简策上的。
　　但是，简策太重，一部书要人抬、肩扛、车拉，十分不便。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了另外一种可代简策的东西——帛。于是帛书便应运而生。
　　前面，我们已对旧中国国时代的帛画做了介绍，这里专门对帛书进行介绍，从中会发现书画装裱艺术所走过的漫长历程，和它那不易被人发现的足迹。
　　帛书就是写在丝织品上的书。因帛也有缣、素等名称，所以古人也有称帛书为缣书、素书的。简策和帛书有时并称，例如在《墨子》中说：“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孟。”
　　帛书与竹简并行使用，直到东汉时代。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国家图书遭到破坏，军人把帛书拿来做车篷、提囊、口袋，可见当时已经为数不少。三国以后。纸逐渐通行，帛书渐少。帛书的普遍使用大约在旧中国国到三国之间，七八百年之久。
　　帛是丝织品，质地轻软。在织出的长匹上面写字，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随意剪裁，随意郐卷。比体积庞大、笨重的竹、木简要方便得多，实用得多了。
　　《汉书·食货志》记载：“大公为周立九府园法，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可知古代的帽为二尺二寸宽。汉代仍沿袭古代制度。《流沙附简·二器物类》中记载：“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缣帛广二尺二寸，简书二尺四寸，把简书和帛书的卷轴陈列在书案上，形式是很直辖市的，当然一卷简书和一卷帛书相比，体积不同，卷内抄写的文字也不同。
　　 帛书的形式发展到汉代，越来越考究了。那时有专门供写书用的缣帛，而且在上面还织有花纹、淡雅的图案，为书写方便还织有或画有红色或黑色的界行，人们称之谓“朱丝拦”、“乌丝拦”。
　　简书编简相间，中有缝隙，不适于用来抽图。帛书可以避免这种缺陷，很适用于绘图、制图，《汉书·艺文志》中略有记载。由此可见，帛书在当时极为流行。
　　帛书为使用方便，用竹策装在其首、尾，这样帛书就形成了卷，装在首尾的竹策、木板等，便成为最原始的“轴”。当人们打开帛书放在案几上时，查阅十分方便，若在装好的帛上著书、作画更为方便。从人们便于阅读、著书、绘画的实际需要出发，最初的书卷问世了，同时书画装裱的真正雏形，已经在帛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孕育形成。
　　据了解用帛代简虽有许多优越之处，但币十分贵重，所以不易普遍使用。因此现在留下来的帛书不多。1934年长沙楚墓中发现一件，叫做“缯书”，四方形，文字共有900多个。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一大批帛书，共有十多种，约计20多万字，均用墨笔篆字或隶字书写。有《志子》、《战国策》、《易经》等著作。由此可见帛书的一般情况。
　　“经卷”历史上称为“经”，主要是指儒家经典，是经孔子思想为主要内容。2000多年来被称为封建社会的经典。《诗》、《书》、《易》、《礼》、《乐》、《春秋》一直被遵称为“六经”或“五经”（《乐》经已经失传而不算在内），凡抄录“六经”、“五经”的卷被称为“经卷”。
　　原来的经卷是抄在帛上的（也称为帛书），《汉书·艺文志》中记载：耿昌《月行帛图》二百三十卷；兵书略有记载，《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吴孙子》八十二篇图九卷。这些可以卷舒的经卷、图册，为了保护和使用，都是用织物为底子做成可以舒卷的卷子，这些卷子是用绢、帛、布、粗麻等上浆，有装背之说。这便是最早的装卷。虽至今并无详细文字记载，但中国书画装裱已经形成。
　　纸的发明：用帛代简，虽有许多优越之处，但却贵而难得，不易普遍使用。这就需要有一种价廉易得，既能保持简策和缣帛的优点，又能避免它们缺点的东西来做书写、绘画的材料。于是人类期待已久的纸，在各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纸是我国劳动人民首先发明创造的。纸的发明在我国文明史上，以至世界文明史上意义十分重大。
　　在我国古代，由于造纸原料的不同，对纸的解释也不同。东汉许慎著的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对丝织纤维所造的纸做了这样的解释：纸，絮一*也，“*”字下说“淌絮箦也”，“淌”字下说“水中去絮也”，“絮”是“敝绵也”。汉代所说的绵就是丝绵，所以絮就是不好的丝绵。“箦”是竹席子。把这些字的意义连起来看，纸就是在水中漂丝绵时，将丝绵在竹席上捶打，而留在席上的坏丝绵。这种粘在席上的坏丝绵往往干了以后成为一张薄片，把这种粘在席上的薄片加以利用，而成之为纸。
　　纸，古书上也有记载。《后汉书·蔡化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谓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人。伦乃造意，用树皮、麻头及破布、旧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秦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这段记载，对于采用植物纤维造纸的发明时间、发明人可以说介绍的是非常明确清楚了。
　　纵观汉代是简、币、纸并存的时代，似以简、帛使用最普遍。三国以后纸的使用渐多，至晋最盛行，东晋以后纸已完全代替帛的使用。纸的发明，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燕尾服，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当时的纸是有黄檗汁染过的（黄檗，落叶乔木，木材坚硬，供作建筑材料等用，茎可制黄色染料，树皮可入药。又名黄柏），染过的纸颜色发黄，故称为黄纸。用黄檗汁浸染，是为了保护书籍，因为黄檗汗液中的化学万分可以使纸长年防蛀，这种方法又称为“入潢”。我国在很早以前就知道用黄檗保护书籍了。二世纪末叶刘熙所著《释名》内已说：“潢”是“染纸”，三世纪以后就很流行了。西晋荀勖整理汲冢竹简后，在《穆天子传》序中提到用黄纸代替竹简，指的就是这种纸。而五世纪的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求》中有“入潢”一节。更加详细介绍用黄檗汁染纸的方法。
　　初期用纸写书的形式，模仿帛书的样式把纸张粘成长卷，用捧作轴，粘于最后一幅纸上，以此为中心卷成一束，称为卷轴，所以这种制度就叫做卷轴制度。每张纸上要画上边拦和界行，以便于书写，因而也有乌丝拦、朱丝拦之称。每一纸卷用纸从二幅到几十幅不等，每幅纸又叫做想方设法或幅。为了保护纸卷，大约每五卷或十卷用帙包裹起来，也有的盛之以囊。当时的书，是用毛笔濡墨进行书写的。这种连粘成的长卷，用捧作轴，用毛笔进行书画，和今天的横披、手卷又有何异，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书画装裱艺术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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