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于清朝的鹿角椅，以俗名“四不像”的我国特产麋鹿之角制成，为清代宫廷独有之贵重家具。清初皇族为了保持满族武功骑射传统，每年都要进行围猎活动，麋鹿是其中重要的猎物之一，其中雌性麋鹿的大角适合制作鹿角椅。而鹿角椅叉开的鹿角、复古黄的色泽，有着其他材质无法比拟的锋芒，打破了木质椅在形状上的规整；且双角合并的气势，更显露着清朝统治者入关前骁勇善战的精神。同时以鹿角制为宝座椅，还内蕴“不忘骑射根本、铭记满洲源流”之意。
清代的鹿角椅馆藏品，目前已知有七件：沈阳故宫博物院藏一件皇太极时期的鹿角圈椅；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一件札萨克鹿角椅，又称“清达理札雅浮雕龙纹鹿角扶手红漆木宝座”；其余五件均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五件（三件为康熙时期制，两件为乾隆时期制）皆为全鹿角椅，即除去座面和背板，主要构件皆以鹿角制成。
其中有两件康熙时期所制的鹿角椅，在背板处刻有乾隆皇帝御制诗《恭咏皇祖鹿角椅》。第一件清康熙鹿角椅（图1），靠背边框及扶手为整对鹿角构成，背板黑漆边框，内镶楠木心板，板上起线圆光，中有阴刻填清乾隆帝《恭咏皇祖鹿角椅》御制诗一首：“制椅犹看双角全，乌号命中想当年。神威讵止群藩詟，圣构应谋万载绵。不敢坐兮惟敬仰，既知朴矣愿捐妍。盛京惟远兴州近，家法钦承一例然。”此诗作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从诗句中可知，此椅系用康熙帝亲猎之鹿制成。另外，此鹿角椅还有“乾隆癸未夏六月御题”的落款。落款下有篆书“乾隆宸翰”方形白文印一、篆书“得像外意”方形朱文印一。鹿角椅座面呈三角形，亦为黑漆边框，堵头处装雕云纹紫檀木一块。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油木作《活计档》中对“鹿角宝座”圆光、线脚、压边等细节的描述，均与此鹿角椅相符。
而第二件刻有御制诗的清康熙鹿角椅（图2），作圈椅造型。椅圈为整对鹿角，靠背以两只经过裁截的鹿角夹抵紫檀木心板，心板上下皆装雕云头牙子，板上有阴刻填香乾隆皇帝《恭咏皇祖鹿角椅》御制诗一首，落款为“乾隆壬辰季夏中浣御题”。鹿角椅座面为花梨木心板，侧缘包镶牛角片，勒以像牙阳线，做出双混面。面下四腿各以半支鹿角成做，叉尖直抵座面之下。座前随附包牛角边腰圆形花梨木面心脚踏一只，脚踏短足亦用鹿角制成。
第三件清康熙鹿角交椅（图3），为形制独特的圆后背交椅式。楠木为胎骨，靠背心板及各处雕云头角牙为象牙材质，其余各处表面皆用鹿角片包镶。转轴、前腿上半部、脚踏面皆以铜活包镶，保证交椅结构的牢固与稳定。此椅完全隐去鹿角之形，将鹿角之材化入传统交椅之中，可谓在鹿角椅中独树一帜。这件鹿角交椅最少已经有了两件同样形制的乾隆朝“复刻版”，而通过乾隆皇帝传谕照样仿制鹿角交椅的记录也可以发现。这件鹿角交椅原来陈设于避暑山庄，具体地点为避暑山庄的“梨花伴月”，即避暑山庄康熙三十六景中的第十四景。梨花伴月正殿五间，匾为康熙御笔“梨花伴月”，此鹿角椅应是作为宝座被陈设于该殿明间。现此椅移存北京故宫博物院。从前述刻有御制诗的鹿角椅的陈设状况来看，康熙时期的鹿角椅似乎都被有意陈设于避暑山庄康熙三十六景内的建筑中。故此鹿角交椅虽没有御制诗文为证，但就其陈设地点、工艺特征，可合理推测这件鹿角交椅也应是一件制作于康熙时期的家具。
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对鹿角椅的热情，不仅表现在为之反复题咏的御制诗中，他更下旨命造办处用秋狝亲获之鹿的角制成鹿角椅，以效法先祖，警示后人，不忘满洲人骑射根本。此类鹿角椅数量仅就《活计档》所见即有不下六件。而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两件乾隆朝鹿角椅中，一件（第四件）靠背、扶手、座面边框及腿足、托泥皆由鹿角拼组而成，相接处以錾花铜活包覆加固。椅的座面为四拼楠木心板，面下髹红漆，有穿带两根。背板开光，象牙随形板心之上有阴刻填金乾隆皇帝御制诗一首：“猎获八叉角，良工制椅能……底须七宝饰，朴素审堪称。”并落款“乾隆壬午仲秋御题”，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落款下有篆书“几暇怡情”“得佳趣”方形白文印各一（图4）。另一件（第五件）鹿角椅与此件造型基本一致，连背心板题诗亦同，唯鹿角形状略有差异。
清代末年，国势衰微，战乱频繁，许多旧藏的鹿角椅都毁于战火。因此以上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鹿角椅，更显得弥足珍贵。它们虽然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仍保持完好，实属不易。透过气势恢宏的鹿角椅，我们可悟出几个世纪前英勇善战的满族曾经建立起的赫赫辉煌的武功，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