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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吴郡人，擢进士第，尝官大量司直检校礼部郎中，书学二王。凡其书碑，李阳冰多为题额，书名益高。唐窦臮《述书赋·下》窦蒙注云：“从申志业精绝，工正行书，握管用笔，其于结字紧密，近古所无。恨历览不多，闻见遂寡。”唐吕总《续书评》谓从申真、行书“远近称美，独步江外”。宋朱长文《续书断》卷下列其书入能品，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云：“从申书虽学右军(王羲之)，其源出于大令(王献之)，笔意与李北海(李邕)同科，名重一时，宜不虚得，但所短者，抑扬低昂太过，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晋韵，殊可嘉尚。”明项穆《书法雅言·正奇》谓从申“笔气绝似北海”。明冯班《钝吟书要》云：“张书古甚，拙处人不知其妙。”清梁巘《评书帖》谓张从申“开张本大令，遒紧本率更(欧阳询)，然书多生硬，不及北海劲健中饶柔和”。清朱履贞《书学捷要》卷下评其书为“笔画沈峭，风格萧疏”。传世书迹有《李玄靖碑》、《王师乾神道碑》、《慎律师碑》、《改修吴延陵季子庙碑》、《铜牙镇福兴寺碑》。弟从师、从义、从约并工书，时人称“张氏四龙”(见梁披云著《中国书法大辞典》张从申条目)。张氏书法承袭右军书风，《李玄靖碑》为张书中最烜赫者，在唐行书中极得名，拓本流传甚少。观此碑书法，用笔爽利、遵劲，结构得《集王书圣教序》，所谓“右军风规，下笔斯在”
《李玄靖碑》(张从申书)又称为《玄靖先生李含光碑》，全称《唐茅山此阳观玄静先生碑》。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八月十四日刻，由柳识撰，张从申书，李阳冰篆额。碑石原在江苏句容玉晨观，明世宗明嘉靖三年（1529年）毁于火，传世拓本甚稀，未见整纸本，字共八百三十五，原碑行数已不可知。
《李玄靖碑》记载了唐朝茅山此阳观道士李含光一生行实。李玄靖(683—769)，字含光，本名弘，因避高宗太子李弘讳，故改为李姓。他是神仙道教上清派陶弘景五代传人，颇获玄宗嘉许，是当时朝野上下信徒最多的著名道士。李玄靖本人也精通书法，颜真卿在《李玄靖碑》中说他“颇工篆籀，而隶书尤妙”。在唐朝，佛道中人均极精书法，此为抄写经卷和游艺之需要，故而佛道二系书法蔚为大观，并与俗世书家多有往来。道家善书者还有如太清宫道士卢玄卿，权德舆《太宗飞白书答诏记》称“工为篆隶八分诸书，具其家法。”又有鱼又玄、梁元一，《宣和书谱》卷十谓：“(道士鱼又玄)工行书，得王羲之笔意，而清劲不堕世俗之习，飘然有仙风道骨，可以想见其人。“卷五评之曰：”(道士梁元一)尤喜翰墨，初慕钟、王楷法，久而出入规矩之外。然其法严，其气逸，其格清……观其书《太上内景经》，作小楷法而体兼丛善，乃知游方之外者，非世习之所能及也。”李、盧、鱼、梁四人，虽名高千载，深得后民敬仰，然元一纸片石留世，终令人扼腕(见朱关田著《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我们今天只能从柳识(字方明，工文章。)的文章中去一窥李玄靖之风采了。
此碑笔意虽出自《圣教序》，然云其柔美三分，增其简劲三分。所谓干净利落，笔短意长，起落笔之处求之以方，以得遒逸之气，显得峻劲严整，古拙雄健，有“画能如金发之割净，白始如玉尺之量齐”(清笪重光《书筏》)之妙。体稍疏隽，曲折顿宕，方峻中寓圆柔，严整中现婉丽，甚有欧阳询遗意。此碑前半段写得拘谨而后半段则已放开，更有开合变化之妙。 唐代书法无论在笔意、笔法以及形体结构上都是一个大整理的时期，是对前朝繁冗芜杂的书法内在因素的再厘定，从楷法上说，欧阳询无论在字体、笔法、结构上都是对北碑正书的雅化和整饬化。同样，张从申也是从行书角度以《集王圣教序》做同样工作，但没有取得特别的成功。惟颜真卿从篆法入手来改造行书，别创一格，终于臻达中国行书的又一高峰，这只能说是书家在识见和取法上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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