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 九层楼修建 油画 86cm×67cm 1957 年
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使得敦煌再次引起世人关注，除了盗宝者的劫掠，有更多的文化志士奔赴敦煌，西行探寻。其中，大批美术家集群性地到达敦煌和西北地区的行动，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壮阔激昂的“美术西行”历史。一代代穿越河西走廊的美术家们，创造了当代艺术朝圣者的“美术敦煌”，他们不但实现了自己的艺术理想，也为传播敦煌艺术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今天，我们以“美术西行”这一概念来叙述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中标志性的本土美学实践，是为了记忆早期探索敦煌及西北地区那些美术家留下的生命轨迹和历史启迪。
敦煌学家、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写道：“1899年发现了敦煌石窟的藏书以后，敦煌于是乎逐渐成为这样一个追思、仰慕和膜拜的神圣之所在。”
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先行者的名字：李丁陇、张大千、常书鸿、韩乐然、孙宗慰、王子云、赵望云、关山月、李小平、张振铎、杨乡生、吴作人、董希文、司徒乔、徐悲鸿、王临乙、林风眠、李有行、叶浅予、傅抱石、黎雄才、刘勃舒、金维诺、吕斯百、陈之佛、刘开渠等，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厌其烦地行而返、返而行，行行复行行。美术史研究者张新英指出：“敦煌作为西部最为耀眼的文化宝藏，成为众多画家必达之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敦煌、兰州、西安都被称为“艺术重镇”，是艺术家走向圣地的必经之地，他们走向敦煌，严寒酷暑，无所畏惧。艰难的旅途，艰苦的行程，搭马车、驴车、牛车也好，蹭载货车、工程车也罢，甚至风餐露宿、徒步独行，赶往敦煌，去莫高窟临摹壁画！
兰州、西安、成都这些西部城市，也曾是艺术家从敦煌、西域归来的驿站。他们几乎都是迫不及待地打开行囊，将敦煌的临摹和一路的写生挂上展板。有记载显示，临摹敦煌壁画第一人就是祖籍甘肃的画家李丁陇，张大千在看过李丁陇的画后说：“你吃苦了，这苦吃得值得，你是第一个临摹敦煌壁画的人，你为敦煌艺术做了一件大好事！”李丁陇、陆其清、鲁少飞、张大千、丰子恺、常书鸿、吴作人、谢稚柳、潘絜兹、周邵淼、董希文、黎雄才、王子云、关良、丁希农、沈福文、杨露影、乌密凤、赵望云、黄胄、关山月、沈逸千、鲁少飞……一大批美术家都曾驻足兰州、西安，举办展览，共话敦煌。当时兰州的《西北日报》评论说：“抗战时期，许多艺术家都羡慕大西北的风光，要来到这里，一面游览，一面绘画。”有一位叫沙蕾的记者写道：“兰州已不再是古老的城市了，一次次书画展览像洪流似的给它以新的艺术的洗礼。”近现代西北美术的活跃和勃兴因西行美术家而显得异常耀目。
“美术西行”有“流连往返”者，有“乐而忘返”者，一代又一代艺术家行走西北、朝圣敦煌。他们不断探访敦煌，临摹和写生了大量的敦煌壁画和彩塑，又不断从敦煌“再出发”，创作出具有敦煌美学意味的作品，整体上呈现出具有本土美学风貌的、清新古朴的“敦煌画风”。美术朝圣者传扬的敦煌，唤醒了民族艺术理想，散发着古代文明的辉煌，延续了古代艺术的生命。西行美术家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源自石窟艺术的“敦煌画派”，这是一种源自西北敦煌风，经过几十年西行美术家不断累积的和持续表达的美术文化形态。“美术西行”者正像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的那样，从敦煌“获得深厚的启发，鼓舞创造的热情”。他们尝试与古代工匠进行对话，探索精神皈依的境界，弘扬古代艺术的精髓，这一代代画家共有的愿景和实践，成为“敦煌画派”的终极理想和信念。
无论时空如何变换，无论花样如何翻新，中国百年美术史都割舍不了与敦煌特别的情缘。这份约定一旦铸就，西行之路就永无尽头。敦煌就是当代中国美术的精神依存，敦煌的艺术资源成为我们文化的根脉。因为有敦煌，“美术西行”就有了确定的追踪目标，有了远行的价值和意义，有了“诗意和远方”。
当代中国美术有积淀沉厚的文化资源，有借鉴融合的宽广胸怀，亦应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发展道路。当代画家袁运生认为可以从传统中寻找民族艺术的根本认知，从而构建起中国独立的造型语言体系。传统是一种力量，传承更是一种责任。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之大，不仅在于戈壁沙海的地阔天高，更有文化的大包容、大情怀、大内涵、大境界。敦煌艺术之美，也不仅仅在于汉魏遗风、唐宋余晖，更有各美其美的个性美、美美与共的人性大美。敦煌，是美之风范的源头，是文化交流的大海，更是当代艺术创新的精神高地。
（本文为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敦煌画派艺术研究》YB028课题研究成果之一，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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